本条是纯粹的环境保护条款，其括性更强，它设定了国家在一般的意义上应该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负责，其具体内容则通过对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防治来完成。

2.法定机构模式 深圳市曾于2007年出台《关于推进法定机构试点的意见》， 〔18 〕将仲裁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改革的试点之一，赋予其法定机构 〔19 〕的定位。〔12 〕基于北仲的高度自治，其虽然顶着事业单位之名，但基本上行着民间化社会组织之实。

（三）成立中国仲裁协会 仲裁法第15条 〔87 〕规定了设立中国仲裁协会。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仲裁机构定位为非营利法人，可能面临规范供应不足困境。〔59 〕 在对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探讨中，部分学者认为其应该是社会团体法人。现有仲裁机构的设立基础为政府出资的财产，在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改革中，可参考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 〔75 〕视为政府对仲裁机构的捐助。〔36 〕考察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仲裁公信力的情况。

2021年7月30日，司法部公布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仲裁法的修改已进入快车道。北仲的成员中，专家学者也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良法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法律状态，制定法经常支离破碎、考虑不周并且不公正。

公布前者是为了保障公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公布解释性信息是因为普通公民缺乏专业判断能力，通俗易懂的文字才具有可接受性，易于化解大众的恐慌。在风险社会中，行政机关作出与人民权益有关之行为时，应给与政府以外的主体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机会，实现公共治理的民主互动。其原因除了政府不依法履职之外，主要是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信息公开权规定的冲突，导致行政机关无法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根据《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信息共享是指公共机关对信息进行收集后，按照一定标准存储，进而提供给数据服务企业，由后者对信息进行处理后，传输给机构与个体等用户加以利用。

不同的法律对同一调整对象作了不同的规范性要求，这是法律冲突的最明显特征。及时性原则要求政府在疫情发生后及早公开疫情发展动态、预防和应对措施相关信息，发挥信息公开的应有价值，避免丧失时效。

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专门规定了信息发布的原则、内容和形式。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有学者认为健康信息、身份证件号码、通讯信息、基因信息、生物特征信息、地理位置信息、金融信息、政治意见等属于个人敏感信息，[47]结合信息公开内容的功能适当性，建议不得公开能够识别特定身份的姓名、身份证号、通讯方式和住址、生物特征等信息。此条也涉及到旧的特别法优于新的一般法原则。

[2] 参见［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而《突发事件应对法》于2007年制定生效，相对于《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而言，是新法。而且平时状况下的条条与块块权力配置分属不同体制，权力之间互不干涉、互不衔接，突发事件发生后，若由卫生行政部门统筹信息治理与预防控制措施，无法实现与其他部门的有机协调与无缝衔接。[46]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疫情关联人员信息的公开需要脱敏化处理，保证个人身份的不可识别性。

鉴于法律规范的模糊，宜在原则的指引下，明确信息公开的多元主体协同、时间动态调整、内容有序共享与分层规则，实现风险信息的有效治理。人性尊严作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标准，为公民的隐私设定了不可克减的限度。

（三）风险沟通原则 风险沟通指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对信息和观点的交互活动，不仅传递风险信息，还包括各方对风险的关注和反应以及对信息发布官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的互动。结合法律规定与地方疫情治理实践，下面分别从信息公开的主体、时间、内容等角度构建明确的操作规则。

错误的信息会误导公众陷入错误的认知，从而无法有效应对疫情。而丁香园等专业机构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加工处理，提炼出数据背后的普遍性特征，对各类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为疫情治理中的病源与感染人群进行精准画像，从而建立高效便捷的疫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其实应该跳出法律冲突的部门法思维，站在整体法秩序视野中实现法律适用的合宪性优选。于是，政府和市场以信息数据为原料实现协同治理，便于共同应对疫情。[36] 参见［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 迈向回应型法》，季卫东、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以下。最后，之所以将这些信息界定为疫情信息，原因是符合功能适当的风险治理需求，能够有效助推疫情防控。

[48] ［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页。[24] 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

[15] 参见杨登峰：《法律冲突与适用规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四）隐私保护原则 在危险时期，相对于自由关切，公共安全关切的砝码加大了，而公民自由缩减了。

在我国的宪制体系中，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的法治基础，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法，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与《传染病防治法》为基本法，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为补充规范的有机关联的法秩序体系。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无限度曝光武汉返乡人员的身份信息，包括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等信息，甚至悬赏搜集这些信息，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

[7] 参见王安鹏：《我国宪法上的紧急状态条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二）及时准确原则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都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准确原则，[24]有必要进一步界定及时与准确的内涵和外延。实证法的竞合与冲突很大程度上与解释问题交织在一起，应该从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等方面综合考量，选择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进行适用。所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信息公开的权力配置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更符合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诉求。

[33]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4页。六、结语 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患化解重大风险，政府需要依法履行疫情信息公开职责。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条后两款进一步细化了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公开规则，即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各自管辖范围的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信息。

治理时代的来临呼唤多元共治，回应型法治不同于压制型治理与自治型治理，强调法治的开放性和弹性，追求合作治理以更多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在疫情信息共享过程中，涉及到感染者的个人信息时，应当符合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标准。

（四）明确功能适当的信息内容分层规则 公法中的功能主义风格关注的是权力运行的功能与效率，[45]在功能适当原则的指导下，既能够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又能够良好地完成行政任务，实现理性化治理。各地方行政机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依据原则制定相应的信息公开指南。《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其次，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在信息收集——公开——利用的整个过程中居于统领地位，其他非政府主体可以在信息公开的前端扮演辅助角色，构建多元化的信息公开机制。

（一）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规则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公共危机的治理不仅仅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能，建构一体多元化治理体系。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当然，由政府组建的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这种非常态化的应急管理机制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不足的，未来有必要在政府下设应急指挥部，建立突发事件的常态化治理机制。[16]如果按照这种适用规则，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规范依据应是《传染病防治法》。

比例原则要求信息公开涉及两种利益权衡时，选择一种最符合目的，而且损害另一种权利的手段也较小的方式。[47] 参见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